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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文革”给阳江一中带来了浩劫(下)

2016-05-20 13:44:44 来源: 阳江新闻网 作者:  浏览量:
摘要:1968年8月29日,经省革命委员会批复,阳江县革命委员会(简称“革委会”)成立,它取代了原来的县委会和县人委会,成为全县的最高权力机构。很快, 县革委会根据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、中央文革《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》精神,组成“阳江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”(简称“工宣队”)和“阳江 县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”(简称“贫宣队”),两者合起来简称“工农宣传队”,进驻全县中小学校,整顿学校的混乱秩序。

图一

图四

当年一中两大红卫兵组织的袖标和“身份证”

1966年—1976年,一场被称为史无前例的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(简称“文革”),令当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,教育领域更是因此成了重灾区——

4/ 批斗“走资派”和派性斗争过激行为升级

破“四旧”和大串连结束后,一中红卫兵绝大部分都回到了学校。这时,斗争矛头指向了单位内的“走资派”和社会上的“牛鬼蛇神”。原任县委书记孙正述、时任 县委书记李振兴、时任县长陈清等主要领导干部便被视为重要人物,多次被拉到一中、大礼堂等处接受批判、斗争,就连时任湛江地委副书记、老红军舒光才也因在 阳江领导过“四清”工作团,同样被拉回阳江接受批斗,一中校长冯杰雄以及一些出身不好或有政治历史问题的领导、教师也不能幸免。

一中两大红卫兵组织成立后,双方的辩论日渐升温,唇枪舌剑连续不断,一些过激行为也时有发生。“二八”事件则是一系列过激行为的开始。

1967年2月8日下午5时许,一中一大派的一个红卫兵组织部分成员,乘另一大派的红卫兵组织成员下厂下乡仅有3人留守总部之机,强行破门冲入其总部及其部分战斗组织的所在地,砍破公章,抢走红卫兵旗、彩旗及其他物品。

2月24日,学校有一大派红卫兵组织联合其他5个红卫兵组织发出《联合声明》,以“与造反派为敌”、“严重阻碍文化大革命发展”为由,勒令另一大派红卫兵组织马上解散,并知照全县各单位,还相应采取了一些过火的行动,致使被所谓勒令解散的这一派红卫兵连学校都不敢回来。

当其时,全国“文革”形势瞬息万变。1966年12月底,在张春桥的策动支持下,上海“工总司”发起大规模武斗,并于1967年1月6日夺取了上海市党政 财文大权,成立了“上海市人民公社”(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之前身),这就是轰动全国的上海“一月革命”风暴。随即,夺权风暴席卷全国。

1月25日,阳江共202个单位联合起来,成立“阳江县革命造反派联合会”(简称“县革联”),宣布夺到了阳江县党政大权。但其后,另一派群众组织向“县革联”进行反夺权并乘势联合起来,成立了“阳江县工农革命造反联合临时司令部”,简称“工农临司”或“临司”。

“临司”和当时全称为“阳江县红色革命造反司令部”(简称“红司”)是阳江两大派群众组织之一,因“夺权”和反“夺权”而观点分歧,逐步矛盾加剧,直至发生了武斗事件。

1967年9月11日发生的“郭恢德事件”,成了阳江两大派群众组织矛盾急剧恶化的转折点。

当日,一大派以两个红卫兵在合山圩遭另一派一支宣传队围攻为由,晚上派出4辆满载真枪实弹人员的解放牌有篷大货车驰援。在临接近325国道合山示范场蹦蹬 路口坡顶处,第三辆汽车内突然“叭”地响了一声,车上的一中高一(4)班学生郭恢德应声倒下,经送合山示范场卫生所抢救未果死去。经现场检查,子弹是从他 的左胸口乳蒂下进入,穿过心、肺,从背部肩胛飞出。郭恢德之死因,后来清理阶级队伍时,主管方面曾组织原来参加行动的所有人员,乘原来的车辆站原来的位 置,到现场作详细勘查,谜底仍未能解开。主要有三种说法:一说是郭恢德自己的枪走火;二说是同车人的枪走火;三说是车外的人将他射杀。事后,曾有人证实, 当时在合山示范场两旁并没有其他组织人员埋伏,完全不存在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隐蔽伏击的行动。因此,郭恢德之死由己方枪支走火所致的可能性大些。

郭恢德事件之后,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况更加严重,以致有3人因武斗丢了性命,还有十多名师生被殴至重伤。可见“文革”对一中师生乃至全县人民为害之烈。

图八

5/ “工农宣传队”进校整顿,堂堂学府一朝解体

1968年8月29日,经省革命委员会批复,阳江县革命委员会(简称“革委会”)成立,它取代了原来的县委会和县人委会,成为全县的最高权力机构。很快, 县革委会根据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、中央文革《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》精神,组成“阳江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”(简称“工宣队”)和“阳江 县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”(简称“贫宣队”),两者合起来简称“工农宣传队”,进驻全县中小学校,整顿学校的混乱秩序。

考虑到一中是内乱的重灾区,县革委会于9月26—28日先后向该校派出“工宣队”154人(主要来自阳江县沙扒盐场、阳江县农械厂、阳江糖厂等四大厂 场)、“贫宣队”约一千人(主要来自双捷公社和程村公社),合起来为一千一百多人,“工农宣传队”的人数与师生的人数之比几乎达1:1。

“工农宣传队”进驻一中后,立即大刀阔斧开展治乱工作。一是统管全校党政财文大权;二是限定3—5天内上交一切枪支弹药、杀人凶器;三是要求外出师生员工 一律回校复课闹革命;四是及时拆除葬于图书馆后小山岗上的郭恢德等3个死者的坟墓。在此基础上,组织全校师生以班为单位,安心坐下来认真学习毛主席和党中 央关于复课闹革命、搞好革命大联合和“要斗私,批修”等重要指示以及相关政策,还与师生促膝谈心,很快便打消了部分同学的思想顾虑,基本稳定了大家的情 绪,学校的秩序渐趋好转。另一方面,也是更重要的,“工农宣传队”在做好调查摸底的基础上,举办重点人员斗私批修学习班,宣布对个别违法乱纪人员(包括一 些群众组织、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即负责人)实施监护,动员他们交代问题,这对当时局势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。

在“工农宣传队”进驻学校约一个月之后,学校开展革命大联合的时机基本成熟,校革命委员会也顺理成章建立起来。这标志着历时两年多的一中无政府状态的结 束,学校开始由乱走向治。当时,学校革委会主任是驻校“工宣队”队长、沙扒盐场工人黄德贞,副主任是原一中政治处主任梁启亮,还有一些教职工及红卫兵代表 当委员。学校革委会负责人的分工是:黄德贞抓全面,具体主管党政财权,负责学校的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和整顿混乱局面等,梁启亮主要负责学生的上山下乡工作。 校革委会成立后,学校的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和整顿混乱局面等继续有序地进行。

11月10日,按照上面的指示,所有中学在校的1966—1968届初中与高中的学生(即统被称为“老三届”学生)一律作离校处理。当时,县革委会根据中 共中央、国务院的决定,已及时发出《关于认真做好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工作的通知》、《关于立即制止吸收六六、六七、六八年高初中(劳大)应届毕业生和社 会青年上山下乡对象为职工的通知》和《关于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决定》等文件,明确指出:1966、1967、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及所有无固定职业 的社会青年,除升学者之外,其余一个不留,全部下到农村(农场)参加社会主义建设,各单位不得接收他们为职工。据此,一中这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共一千一百多 人,原属农村户口的回原籍务农,属城镇户口的一律上山下乡,主要被安排到在阳江的红五月农场、红十月农场、平冈农场等,以及在阳春的乔连农场等国营农场。 他们在那里有固定工资,有公费医疗和探亲假,与那些回乡参加农业生产或到农村插队落户记工分的相比,工作和生活条件相对要好些(见右图)。

学生全部离校后,“贫宣队”因完成使命而撤离,“工宣队”则仍留在学校,领导教职工继续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工作。此期间,学校一些领导和许多教师都被批斗, 有的还被划为叛徒、特务、走资派、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、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等。但也有一个成果,就是经学校专案组调查研究认定,此前加在一中原校长 兼党支部书记冯杰雄头上的一些帽子,纯属不实之词,应予推翻,还弄清了冯杰雄的家庭出身是侨工,为冯杰雄以后复出继续从事学校乃至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工作 打下了基础,对冯杰雄本人、对阳江教育都是一件幸事。

1969年初,一中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接近尾声。由于“老三届”学生已全部离校而上级又未明确学校是否再招生,加上有些人将一中视之为“网罗国民党残渣余 孽、叛徒、特务、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黑窝”、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”、“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温床”,已无继续存在的必要,于 是,1969年2月,一中这间走过了近六十年风雨之路的阳江人心中的最高学府,在再过几个月就要迎来六十大寿的时候,被宣布解散了。随之而来的是,学校的 图书、仪器、体育器材、桌椅乃至辘架床,全被瓜分一空,教师也大都被调离到边远的乡村、落后的山区。人去楼空,昔日偌大热闹的校园,瞬时变得空空荡荡、死 气沉沉。堂堂学府,一朝解体,堪称“史无前例”。这不仅是一中的大劫难,也是阳江教育的大倒退。

县农机学校学生劳动

6/ 浩劫后复办,一中两度易名

一中被解散后仅两个月,即1969年4月,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扶持下,学校得以复办,不过已易名为“阳江县农械厂附属中学”。开始只有9个教师,开学后才逐 渐增多。按照当时的管理体制,学校由县农业机械厂(简称“农机一”)管理,属于企业学校。学校有初中14个班,分两个级组,一个级组叫一个连,把班称作 排。学制两年,课程设置虽也有语文、数学、政治、英语、工农兵知识等,但内容与此前大不相同,其中相当多的部分是毛主席语录,还有一些实用主义常识的东 西。当时学生没有桌椅上课,只能坐在地上听课。此时学校革委会副主任(无正主任)是陈象明(负责全面工作),农械厂派出管理学校的代表是范光。至9月,杨 传绪调入。

农械厂附属中学虽是企业管理的一般中学,但沿用的是原一中的校舍,人们心目中仍视之为“一中”。学校开始时也只办初中,回到了1909年创办的原起点,但只要学校办起来了,就有东山再起再图发展的希望,原一中精、气、神的传承就有了载体。

1971年1月、省革委会推广紫金县教育革命经验,实行面向工厂、面向农村,农村中小学由贫下中农直接管理,城镇中小学实行厂校挂钩、工厂办校、街道管理 的形式。根据这一要求,同年2月,农械厂附属中学划归江城镇管理,因而相应改名为“阳江县城第一中学”,并于下半年开始恢复招高中4个班,招生对象是县城 的初中毕业生,学制也是两年。虽然开设有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物理、化学等课程,但大都不规范、不系统,仍然是实用主义居多,文科背背语录,理科学点珠算、 会计、丈量等,难以学到系统的科学文化基础知识。由于高考制度被取消,学生毕业后,除1972年起有个别可以被推荐上大学外,其余主要是上山下乡。这种状 况一直延续至1977年上半年。

1971年冬,学校拆除了原在南北楼之间东面的“南关庙”(原学校的教导处、总务处等重要处室均设于此),先后在庙后的东山脚下兴建办公室、会议室、图书 馆各1间(均为平房),并建露天舞台、水泥篮球场各1个,学校的校舍建设有所改观。此时校长是张林生,任职时间由1971年2月至1979年8月。

1970—1976年间,学校还经受了几次大的冲击。一是1971年全县学校学紫金走依靠群众、自力更生、民办公助之路的教育革命经验,在狠批“智育第 一”、“读书做官论”和“读书无用论”的同时,兴起大办小农场热潮,对教育教学工作形成很大的冲击。二是1973年下半年出现一次“反右倾回潮”运动, “白卷英雄”张铁生、“反潮流”小将黄帅等所谓典型搞乱了学校的正常秩序,严重削弱了文化知识基础教育,导致教育教学质量严重下降。三是1976年初全县 学校大学海南屯昌大搞生产劳动的做法,大办农场、大种甘蔗、大养生猪,要求1个学生种3分地、10个学生养1头猪,把学校办成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。这几 次冲击,都强调以校办农场或工厂为基地,教学上以社会为课堂,以阶级斗争为主课,以三大革命实践为教材,以劳动代替教学,致使全县的教育工作从表面上看似 在“大发展”,而实质上是在大倒退。

这几年,学校所做的一切都得听上级的,不管情况如何都得办小农场、小工厂。1970年起,学校办起了小农场,也叫分校,位于县城东面有十二里多的放鸡山 麓,是学生们的学农基地。分校建有教室、宿舍、饭堂、仓库、猪舍、牛栏等,周围有水田二十多亩、山地近八十亩,养有水牛5头、生猪近十头。大的生产工具有 拖拉机、手扶拖拉机、货车、打禾机等,小的有犁、耙、铲、钊、锄、畚箕等。到1972年,学校办起了小工厂,设在东山南麓江台公路边等处的校区内,前期主 要制作玻璃试管、打禾机齿钉、链杆、教学算盘、抛光腊、陶瓷喇叭纸片,后期又生产幻灯机、变压器、平抛竖落仪、弹簧振子、火石模具、教学手榴弹、琴键开关 和各种塑料等,还开办了印刷业务,为学生提供学工基地。年利润达两万多元(见上图)。

在这几年的每一个学期,学校都分级分班分期组织师生到分校学农,起初是每期安排一个班,后来可安排一个级,每期时间为两周,吃住均在分校。学生到分校后, 一般是上午上文化课,下午参加学农劳动,分校聘请县农业技术指导站的谭定汉技师为学生作农业技术指导,学校后勤人员则分批全年守候,和教师一起带领学生按 季节栽种水稻、花生、番薯、木薯、甘蔗、蔬菜等农作物,按时令中耕除草、施肥、杀虫。每到收获季节,师生可享受到用自己的汗水换来的劳动果实,分班搞野炊 和篝火晚会等活动。这样寒来暑往,学生在校两年,就有8周时间是在分校度过的。这在客观上让那些城里的学生体会到“粒粒皆辛苦”的滋味,明白一些生活道 理,学到一些劳动技能,也培养了他们的劳动观点,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。然而,从真正意义的教育角度看,是得不偿失的。

不忘历史 记取教训

爆发于1966年6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,至今已经过去50多年了。那是一场恶梦,其教训之惨痛深刻,不能不予记取。

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明确指出:“历史已经判明,‘文化大革命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,被反革命集团利用,给党、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。”一中被彻底解散,就是这场灾难中的一个小缩影,其切肤之痛,刻骨铭心。

想当初,一中愈千学子正处于求学的极佳时期,却不料“文革”爆发了,学校停课了,高考取消了。暂无学业牵挂,学子们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忠心,投身于 “文革”的滚滚洪流,满以为如此这般就可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了。但毕竟涉世未深,空有朴素的阶级感情而政治上却幼稚无知,以致糊里糊涂地干 了蠢事、傻事、错事,还以为自己是在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、保卫党中央,是真英雄真造反派了。比如说,林彪、江青一伙散布“怀疑一切”“打倒一切”,就有 人敢拿那些“走资派”来批斗、挂牌游街,甚至殴打、玩枪毙。林彪号召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,就有人对自己的老师又批又打。江青煽动“文攻武卫”,就有人敢 对原来亲如兄弟姐妹的同学拳脚相加,甚至拿起枪支参加武斗而不惜丢了性命。凡此种种,足见那个年代人性之扭曲、是非标准之扭曲。1967届高二(4)班黄 茂初校友离校30年后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反思这段历史:“政治上的无知和政治热情的暴涨形成了巨大的反差,于是失重、狂迷、混乱、神经元与灵魂失去控 制,飘飘然如处云端”,“你一定还记得我,记得起我当年的胡言乱语与幼稚可笑吧!我谨向母校,向老榕树,向我得罪过的老师与同学道歉。”(见《世纪相思》 第399页)这样一番肺腑之言,道出了当年从迷惘中走出来的一中“老三届”大部分同学的心声。

“文革”经历两年多的争斗之后,曾为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而苦苦论辩的一中两派红卫兵组织,最终被省革委会1968年7月5日的一份加急电报称为“都是革命群众组织”,可谓“皆大欢喜”。说到底,不管哪一派,他们都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极“左”路线的牺牲品。

最后,话又说回来,回顾反省这段历史,不是想挑起旧怨,而是为了让人们不要忘记极“左”的祸害,永远不让类似悲剧重演。

本版图文来自《阳江一中简史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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